作者：李孟斌
摘要:摘要:2020年,疫情席卷世界,中国许多地区纷纷采取了封城策略,学校等场所关停,学生们被迫采取线上教学的方式在家学习,同时,疫情之下,孩子们真实的生活逐渐暴露:沉迷游戏、不认真学习、青春叛逆等,中年人群体作为家长,其生活节奏被打乱,许多和教育相关的矛盾由暗转明,让教育焦虑近一步加深。家长们的教育焦虑主要可以分为学习问题焦虑、职业生涯焦虑、人格品质焦虑,包含了对孩子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学习机会、择校就业、未来生活、三观培养、身心健康成长等方面的担忧和焦虑。面对教育焦虑,其化解之道需要从多方面思考,涉及教育资源供给、教育价值认知、教育行业整顿等多方面。
关键词:教育焦虑 中年人 疫情
一、教育焦虑的产生背景
在2021年,受疫情影响,中年人所面对的多方位焦虑纷纷暴露,其中教育焦虑尤为明显,他们正身处在教育资源竞争漩涡的中心,非常容易因压力过大、持续压抑而导致神经萎靡不振,在不知不觉中患上焦虑症,最后因不重视而对自身及家庭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疫情之下,孩子们真实的生活逐渐暴露:沉迷游戏、不认真学习、青春叛逆等,这群中年家长们本来就压力巨大,面对无从下手的教育问题更是很难正确地解决。当学校应防控需要,改变了学生常规的学习模式后,家长们的原本的生活节奏被打乱,让许许多多的矛盾由暗转明,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中年人们精神压力的增大,易使其产生焦虑症。
二、教育焦虑的表现
患上家庭“教育焦虑症”的家长,其表现往往为精神紧张、容易失眠,食量暴增或骤减,当提到孩子学习问题,便神经紧张、血压升高、呼吸急促等,对孩子的学习要求过高,动辄打骂,时而又悔恨自责,歇斯底里,而孩子的人格形成在潜移默化中也会被影响;还有的家长因为焦虑,无法正确地看待孩子的成长变化和得失,选择避而不见、“漠不关心”,这又将导致孩子遭遇家庭教育缺位所带来的后果[1]。
三、教育焦虑的现状问题
家庭的教育焦虑问题,是在近十年左右开始出现,并且逐渐成为了中国社会教育领域的一大普遍现象。当这些中年人作为家长,其教育焦虑主要是在对教育过程或结果、“教育落后”、“教育重负” 的过分担心而产生的紧张不安、害怕、忧虑等情绪。随着中国不断富强、百姓生活水品提高,加之中国家庭又十分注重家庭教育,这些中年人纷纷将自己的殷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其子女身上,这将意味着这个时代的中年人正主动将自己置身于教育焦虑的漩涡中心。
未发生疫情前,在2018年,智课教育在《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报告》表示受调查的70-90后中国家长的焦虑指数为67点,整体处于比较焦虑的状态。约七成家长为孩子教育感到焦虑,其中学习成绩、校园安全、学区房、二胎、隔代教育、手机使用、升学留学、课外培训、未来发展等成为焦虑的爆发点。同时,该报告还指出75%的家长认为事业家庭难平衡,并为自身发展感到高度焦虑。以上研究表明,在未发生疫情的背景下,教育压力就已十分巨大,家长们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疫情之后,线下教学转为线上教学,教学模式的改变不仅需要作为学生的子女适应,还需要作为家长的父母适应。督促学习、检查作业等教育压力不断施加在作为父母的中年人身上,全新的生活节奏带来的也并不是和睦相处的家庭关系,而是鸡飞狗跳的家庭关系。同时,疫情未发生之前所存在的教育压力也并未消失,优质的线上教学资源供不应求,任何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在疫情期间“放慢脚步”,这种社会因素不断影响着家长,使疫情之下的中年父母压力倍增,增加了其教育焦虑的程度。
四、教育焦虑的基本分析
部分学者就社会的教育焦虑做了一定的基本分析。陈华仔和肖维认为,家长“教育焦虑症”是对子女教育的过度焦虑,具体表现在对“教育落后”的恐慌、“教育重负”的压力和教育结果“无能”的担忧,根源是争夺有限教育稀缺资源而呈现出教育不公平[2]。吴信英认为,教育焦虑现象与家长教育期望不当、教育竞争秩序不良、社会转型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3]。可见,中年家长们的教育焦虑因素众多,内容设计教育资源分配、教育期望落差等一系列因素。
纵观中年家长们的众多教育焦虑因素,可以把家长对孩子的焦虑概括为三个方面:学习问题焦虑、职业生涯焦虑、人格品质焦虑。
学习问题焦虑包含了对孩子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学习机会等学习方面状态或者效果不满而产生的焦虑。其主要表现为中年家长对自己孩子成绩下降、学习效率低下、沉迷电子设备、缺乏自控力、无法进入好学校等一系列的担忧。
职业生涯焦虑包含了对孩子择校就业、未来生活的过分担忧而产生的焦虑。其主要表现为中年家长对自己孩子学校水品差、未来就业工作不好等一系列的担忧。
人格品质焦虑包含了对孩子三观培养、身心健康成长的过分担忧而产生的焦虑。其主要表现为中年家长对自己孩子身心焦虑、浮躁等一系列不好的担忧。
五、教育焦虑产生的机理洞察
教育涉及到的群体广泛,教育对象覆盖面广,从适合低龄孩童的幼儿园到适合高领老人的老年学校,这都是属于教育范畴,但是教育焦虑的主要对象并非低龄幼儿和高龄老人,而是包含正式教育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的学生。
(一)教育焦虑产生的意识基础:教育价值的认知
王坤庆认为,知识的教育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功利价值、认知价值和发展价值[4]。其中,功利价值是指教育所带来的物质结果,上好大学便可有好工作就是这种功利价值的缩影;而认知价值与发展价值是指教育所带的非物质结果,如提高人的素质和内涵。
认知水平影响个体行动,教育具有提升个体认知水平的价值,个体认知水平的提升反过来又深化了民众对教育价值的认知,从而越加重视教育。因此,认知水平的提升是引发教育竞争和形成教育焦虑的意识基础[5]。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也在不断大力支持教育,习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所以整个社会对教育价值的支持很高。
受调查的这一代与受教育的这一代之间,彼此的受教育程度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受教育程度高,地位越高,财富越多的父母,其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反之亦然”[6]。所以,这一代中年人已经认识到了教育的价值,脑海中存在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接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但这为争夺教育资源、形成教育焦虑形成了隐患。
(二)教育焦虑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
家长教育焦虑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与不均衡,直接原因是教育的功利化追求 [7]。
当今社会,独生子女的家庭在未来会面对“8-4-2-1”的倒金字塔形家庭结构,这意味着,这些如今还是孩子的年轻人未来会成为倒金字塔中的“2”的位置,夫妻两人可能要面对8位祖父祖母一辈、4位父母一辈的赡养责任以及1至3个孩子的抚养压力,没有一定的薪资能力是不足以负担未来的生活花销。从图中可以看到接近7成的受访者的子女在未来会面对这一现实,根据经验,越高的受教育水品往往代表着越高的薪资能力,因此,作为家长,很难不会从功利化的角度去看待教育,这也直接导致了家长教育焦虑的产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9)》中指出课外补习的生均支出,以东北地区最高,达 4357 元/年;其次为东部地区,为 3592 元/年;而中部地区(1970 元/年)、西部地区(1806 元/年)的生均支出只有东北地区的一半不到。城乡之间的差异更为惊人:农村学生的平均校外培训支出为 419 元/年,城市学生平均校外培训支出达3710 元/年,为农村学生的近 9 倍。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在教育资源上分配不均,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农村的家庭、城市的家庭各有各的担忧,这些担忧由教育资源所产生,从根本上导致了教育焦虑的产生。
(三)教育焦虑产生的行动实践:教育竞争
我国当前教育体制下,教育竞争贯穿于整个教育环节,从中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每一个环节紧紧相扣,都在存在着教育资源的竞争,位置好的学区房、资质高的老师都成了家长在教育方面的竞争之地。接受好的初中教育更容易进入重点高中,进入重点高中就可以继续接受好的高中教育,进而更容易进入重点大学,由此形成了基于获取优质教育资源而展开的教育竞争。
一方面,受教育群体规模变大,参加教育竞争的个体增多,这导致本来有限的教育资源将会面临更多人的竞争,加剧了教育竞争;另一方面,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力量的介入对教育竞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鞠法胜和石耀月将校外补习称为“影子教育”,指出“影子教育”的发展使得教育竞争从学校内部转向学校外部,因为家长认为影子教育可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起到补充、巩固和提升的作用[8]。教育竞争者们发现教育竞争的“战场”看不见底时,焦虑情绪便产生了,当这些家长无法从竞争中获胜或是获胜后不见成效时,这种因教育而产生的焦虑便会进一步加深。
六、教育焦虑的化解之道
教育焦虑问题的化解需要从多方面寻求缓解之策,方面包括:教育资源供给、教育价值认知、教育行业整顿等
(一)扩大教育资源供给,促进公平
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主要缘于长期以来我国所推行的经济、教育等非均衡发展的战略决策,即先发展某一部分或地区而非均衡发展[5]。
以高中教育资源为例,于璇采用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数据,基于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可视化方法绘制出了2005-2018年全国与地区层面高中阶段教育资源配置水平及其年度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图[9]。
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教育资源从时间上空间上都存在着不平均的现象,东部地区资源配置指数始终显著高于全国和中、西部地区。
据研究,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建议强化省级政府统筹,建立区域均衡导向的教育资源投入保障机制;促进普职协调发展,扩大深度贫困地区优质中等职业教育资源供给;健全教育精准扶贫机制,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从政府社会的方面出发,解决好了教育资源问题,营造公平的学习环境,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家长们的教育竞争压力从而缓解焦虑。
(二)注重教育内在价值,去功利化
家长虽然对教育价值十分重视,但是大部分是对教育价值中的功利价值十分重视,而忽略了认知价值和发展价值。功利价值不同于认知价值和发展价值,功利价值更容易表现出来,孩子考了多少分、考了第几名都可以看作是功利价值的外在表现,相反孩子的因认知价值和发展价值而获得“隐藏能力”并非轻易能够表现。
在投入财力、时间、精力后,若孩子的表面能力有所提升,家长的焦虑可能会减少,但是这种化解方式并不能治本,那么如何才能从较深层次解决教育焦虑呢?则需要家长注重追求教育的内在价值。
家长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一环,需要科学地认识到教育的内在价值,而非表面价值或功利价值。教育并非与学历薪资紧紧相扣,教育的目的也并非如此,家长要认识到教育是对独立人格的塑造、是促进人的整体性的成长。
单纯地提倡扩大教育资源供给,只能解决客观的不公平问题,但人们的主观期望得不到满足时仍然摆脱不了教育带来的焦虑。因此,从家长的层面,要倡导教育的内在价值,少些功利化看法。
(三)重整教育重压乱象,双减政策
学生在学校学习压力大,课外补习机构五花八门,又没有一位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便产生了教育焦虑问题。
在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称《意见》),要求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保证学生睡眠时间;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处理。这并非教育行政部门第一次颁布双减政策,据统计自1985年以来,教育部已经发布了50多次减负令,但是收效甚微。而这一次,《意见》释放了强烈的政策信号,体现了国家想全面落实减负的坚定决心。
在此之前,受功利趋势和资本裹挟,为数不少的校外培训机构无视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纷纷采取抢先学、超纲教、反复练等方式,加重学生学业负担,干扰中小学正常教育秩序。家长们虽十分排斥却又无可奈何,这种绑架式的行为造成了家长们的教育焦虑。如今,不少的家长都期望,在《意见》发布之后,“双减”政策可以真正解决他们的教育焦虑之忧,利于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学习能力的提升,让教育以发展价值为主导,回归正常。
[1]侯天凤,柯玲,黄媛媛,刘霞. 应对家庭教育焦虑的成长心智模式构建[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1(2):62-69.
[2]陈华仔,肖维.中国家长“教育焦虑症”现象解读[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2):18-23.
[3]吴信英.教育焦虑现象的成因及纾解之道[J].人民论坛,2019(24):138-139.
[4]王坤庆.关于知识教育价值观的探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6):73-76.
[5]蒋典阳,鲁文. 教育焦虑何以产生:教育价值、社会流动与家庭参与[J].教育探索,2021(5):7-12.
[6]殷伟群,戴烽.高等教育的“马太效应”与弱势群体的社会流动[J].江西社会科学,2007(5):221-224.
[7]滕洋,刘艳妹.家长教育焦虑:表征、成因与化解[J].浙江教育科学,2019(6):31-34.
[8]鞠法胜,石耀月 . “影子教育”方兴未艾的教育社会学阐述[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9(1):136-139.
[9]于璇.我国高中阶段教育资源配置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与趋势预测[J].教育与经济,2021(37):59-69.
